許多人對「新聞人」有個刻板印象,覺得記者沒血、沒眼淚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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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聞媒體工作者的工作內容,其實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困難,並不是如電視機前面那樣光鮮亮麗。背後的辛酸,也許就算是親身經歷過的人,也難一語道盡。

許多人對「新聞人」有個刻板印象,覺得記者個個沒血、沒眼淚。但如果你跟我一樣,在那場記者會直播的時刻,看到在場的幕前幕後所有人都哭成一團,你就會明白:新聞人,也是人。

身為一位主播,我可以秉持過往新聞教育要求我的「客觀」,播報這則報導,我可以選擇用非常冷靜的態度,為這件事做出結尾;但我必須說,如果要我面無表情,那就不是真的我─我必須刻意去掩飾我的情緒,而那種情緒,其實也不過就是身為「人」的最基本感情:悲憫之心。

而不帶感情的敘述也明顯與當下所有觀眾的情緒無法產生聯結。所以,我真的不認為主播即使表現出些許悲傷,或記者在連線時哽咽,就代表我們不專業。

其實自我入行以來,這樣的時刻經常出現。還在飛碟電臺時,我跑了舉國震驚的林春生、高天民、陳進興等三人在各地犯下的殘忍殺人案,包括方葆芳命案、白曉燕撕票案,以及南非武官官邸人質挾持事件。其中白曉燕案,從她被綁架後到遺體發現前,各家媒體記者天天守在白曉燕母親白冰冰位於林口的家門外,包括我在內。某個晚上,現場一陣騷動,傳出消息說白曉燕遺體已經找到,被棄置在臺北縣新莊的中港大排。

所有記者聚集現場,等待著白冰冰出現。白冰冰到了現場,親自指認愛女。整個過程,她面露哀戚,情緒卻沒有失控,只有在掀開白布的那一刻,用手摀住了嘴巴,其餘時間,她的雙手都合十在胸前,似乎在為愛女默禱。結束後她不發一語,直接回到了住所。

女兒被綁架長達十四天,期間白冰冰收到愛女被凌虐的照片,她獨自與歹徒周旋,交付贖款時多次遭歹徒晃點……傾全力營救女兒的她,最後等到的仍是一具冰冷的遺體。那一刻,我們都以為看到的會是一個終於崩潰的母親,但卻沒有。

白冰冰把自己鎖在家中。就一個新聞工作者來說,這起中華民國史上最重大的社會案件之一,採訪當事人的回應是我們的職責;但就一個「人」來說,我真的不知道,如果當白冰冰就站在我面前時,我該開口問她什麼。問她情緒平復些了嗎?如果今天換做是你,平復得了嗎?

很幸運的,我不需要直接問白冰冰這些問題。五月十一日,她為愛女舉行了告別式,當天是母親節。之後在她林口住家附近搭起了一個臨時棚架,那晚,像是一場感恩會,白冰冰和愛女的同學們一同出現在會場。這是她在白曉燕遺體被發現後,第一次公開訴說自己的心情。所有國內媒體全在現場,攝影機一字排開,有二十多架。

飛碟電臺破例在晚間音樂節目播出時,插播這場感恩會的現場實況。我把行動電話放在現場的音箱旁,讓白冰冰所說的一字一句,同步透過廣播發射系統送到每位聽眾耳中。當時我看著的、聽著的,不是一個資深藝人,不是演藝圈的大姐大,只是一位心碎的母親。我邊聽邊掉淚,不經意回頭,發現二十幾架攝影機後的攝影大哥們,個個都紅了眼眶,有的跟我一樣,眼淚直接掉下來。當交回這段連線時,我的聲音是哽咽的。後來我向我的主管侯天佩經理道歉:

「侯姐,對不起。我聲音有點哽咽。」

「沒關係。臺內所有在聽轉播的人都跟妳一樣。這叫悲憫之心,聽眾會諒解的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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講到新聞工作者,大家的第一印象應該都是「精神壓力超大」,但我一定要說:我們身體的疲累程度絕對不亞於精神疲累的強度。我在飛碟電臺擔任記者時,被派駐香港採訪主權移交的經歷,就是個體能發揮到極限的例子。

剛進華視時,主管賞識我,讓我加入播報行列。剛開始播報的主播,大部分都從晨間新聞開始。當時我每天清晨四點出門,五點前抵達辦公室,開始協助大夜新聞製作(半夜發生的新聞,都只有攝影記者一人出機,必須由我幫忙撰寫稿子並過音)。

等處理完新聞就要趕緊化妝,因為那年代公司化妝師是早上八點才上班,所以我的髮型、妝容、服裝,都得自己一手包辦。(因此,我現在完全不想看到當年播報的照片……)七點坐上主播臺,播完半個小時新聞,快速買個早餐,囫圇吞棗後,就要開始準備八點半編採會議的報稿,然後出機採訪,直到晚上八點才下班。

是的,你沒看錯。當時我上班的時間就是從清晨五點到晚上八點,整整十五個小時,而且每天如此。那時有三位晨間記者主播,大家輪值,一次一個月。每當快輪到自己時,想到又得過一個月這種日子,我們都恨不得死了算了。可能有人說:「誰叫妳愛錢?多播報就多賺錢吧?」

抱歉,一毛錢都沒有喔!是的,你還是沒看錯。當年在華視,我們工作時間幾乎超過一般人的一倍,但卻完全沒有任何津貼。如果你向主管反應太累,能不能早點下班?或能不能有些津貼?主管會回答你:「這是公司給你機會,你若嫌累,可以不要播,多的是人要搶著播。」

不只工時長、工時不固定、得不定時輪值晨班夜班、還有二十四小時責任制等,讓記者們不但疲憊,交友圈子也備受侷限。出社會後,我從來不知道什麼叫朝九晚五,而且是在工作十多年後,才享受到週六、週日都能休假的快樂。同學們總抱怨我幾乎不參加同學會,但是,正常上下班、見紅就休的同學們,想當然耳都是在週末辦同學會。週末我都要上班,怎麼參加啊?

不是只有上班累,休假也一樣不得閒。即便是早就安排好的假期,也會因隨時接到電話,被迫銷假。幾年前有一次,我原本與親友、女兒計劃到臺東旅行。因為臨時發布颱風警報,新聞臺全員戒備,我也只好取消了期待已久的旅行,含淚吞下已預付的飯店訂金。這種情形很常見,家人也只能習慣與諒解。

是不是不出遠門,休假就待在家附近會比較好呢?

我數不清多少次,休假那天想看個電影,排隊排了一個多小時,眼看買票窗口就在眼前!結果召回的電話竟然來了,只得乖乖離開隊伍,回公司上班。

運氣好一點的話,長官沒有叫你回去,但要你協助聯絡採訪事宜。雖然你已經進了電影院、電影也開始了,但只能走出去不停地打電話、接電話,最後根本不知道這部電影到底在演什麼。想想還不如直接回去上班算了。舉凡種種,讓記者的生活品質很難與「好」這個字沾上邊,再加上龐大的身心壓力,讓這個行業的折損率比其他行業高出許多。

結語:

新聞媒體工作者因為超長的工時,甚至是24小時待命,身心長期處於緊繃壓力的狀態,對於產出的新聞品質當然也就會受到影響。也許我們最應該正視的問題不是別的,而是投注更多資源以及更好的工作環境給所有新聞媒體工作者。

本文節錄:【記者不是你想的那樣:蕭彤雯的新聞現場】一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