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與我先生都在公家機關服務，去年在雙方家庭支持下買了房子並登記結婚，朋友總說，我是人生勝利組。是的，某個層面而言，我們夫妻無須煩惱存錢買房、買車或是為經濟所苦，雖不是大富大貴，但過得平淡幸福。
付現金搞得消費者很痛苦，刷卡才能快樂揮霍
當我們支付現金時，神經管路就會像聖誕樹一樣被點亮。當我們的手被迫和錢分開，就會體驗到一種退縮感。那一瞬間，大腦告訴我們別放手。我們既想買下想要的東西，卻又想避免神經疼痛，所以產生了退縮動作。
有現金在手，並不代表我們可以隨便花（雖然我們可能會這麼假設）。事實上剛好相反，它會讓我們捨不得花。所以只要創造一種根除現金的付款系統，我們就能免除神經疼痛（也就是退縮的那一刻），讓大腦毫無顧忌的揮霍。1998年就有2位仁兄，決定來試試看。
馬克斯．列夫琴（Max Levchin）與彼得．提爾（Peter Thiel）這2位素未謀面的年輕人，在史丹佛大學空蕩蕩的講堂碰頭了。不過這次碰面並非湊巧，「本來我去那裡，是有個叫做彼得．提爾的傢伙，要免費講一堂關於貨幣市場的課。
我原本以為會座無虛席，結果只有6個人在聽。因此，我很輕鬆的就跟他搭上話。我走到他面前說：『嘿！我就是那個叫馬克斯的。過去5天我都泡在矽谷，想成立一家新公司，那你呢？』」列夫琴渾身是勁，但狂野不羈、漫無目的。
他曾經成立過幾家新創公司，但根據他的說法：「每次都像大災難般搞砸了。成立公司，就像在拉斯維加斯的拉霸機旁第一次認識某人，然後就立刻跟他結婚一樣。你或許會中大獎，但也可能搞砸。」提爾則完全相反。
他現在是矽谷的霸主之一，也是美國總統川普（Donald Trump）的親信，甚至有人謠傳他注射了18歲少女的血液，讓他保持年輕的外貌（這當然是鬼扯的）。不過早在1998年，他早已因其他緣故而成為矽谷的傳奇人物。提爾相信自己可以開創未來，但他不知道怎麼做。而列夫琴想跟他談個交易，因為提爾是地球上少數能懂他無窮野心的人，而且還能見到面。
提爾在南非長大，被送到嚴格的寄宿學校，只要犯點小錯就會被懲罰。等到青少年時期，提爾就自認是自由主義者，只要他認定為盲從者，一律痛恨之。
1998年，當提爾與列夫琴會面的時候，有一件事情他了然於胸：他想改變世界。提爾遵奉法國哲學家勒內．吉拉爾（René Girard）的模仿理論（譯註：人的欲望是模仿而來，因此大家的欲望都一致，就會造成衝突與混亂），並相信模仿會毀滅真正的創新。只有踏出「想跟別人一樣」的模仿窠臼，你才能真正成功。不管別人覺得你有多奇怪，都要做自己。
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後，提爾向《華盛頓郵報》（The Washington Post）表示：「我們的社會太過信任科學與科技，因此大失所望。但因為人云亦云，我們的信心錯置了。技術統治論（譯註：主張由具備知識與技術的科學家、工程師，取代傳統政體中的政治家、商人、經濟學家）
那一派的菁英，告訴我們要相信逐漸增加的財富創造，但事實只有矽谷那票人才有未來可言。在危機爆發前，我們自己早該全部察覺的。就這點來看，這次危機算是我們自找的。」
當列夫琴在1998年的空蕩講堂遇到提爾時，提爾已經抱著反模仿的心態，準備要接管這個世界了，但他沒有「便車」可以搭。他已經搞砸了幾次創投，沒什麼前途可言。他想不出好點子。1998年，網路才剛問世沒多久，沒人知道要怎麼靠它獲利。
矽谷則把安全的線上付款系統當成未來的聖杯，誰打造了這只聖杯，誰就是下個世紀的霸主。這也是提爾與列夫琴努力想辦到的事。列夫琴雖然是加密天才，但提爾才是懂財務的那一個。列夫琴若想確保自己試圖替線上付款系統加密的點子，不會跟其他點子一樣「爆掉」，就需要提爾幫忙，所以他才會出現在那個空蕩的講堂。提爾與列夫琴只談了幾分鐘，但已經足夠。
他們談成一樁交易，準備創立新事業「Confinity」。「馬克斯與我花了很多時間，針對不同類型的市場，腦力激盪出各種不同的點子，」提爾解釋：「最後我們決定用Palm Pilot（譯註：PDA品牌之一）的加密貨幣嘗試看看，我們認為它應該是這個世界的未來。」
縱有雄心壯志，但現實很殘酷，提爾與列夫琴就跟其他上千個科技創業家一樣，還是得在加州的咖啡館乖乖排隊。這群「採礦者」正在這股網路淘金熱中，奮力的篩金子。2人沒有任何搶先成功的理由，但有一件事例外。在Palm Pilot中，他們看到別人沒看到的東西：它可說是iPhone的原始版，而且可以用來買賣。
而在3,000英里（按：約4,800公里）之外，塞爾維亞籍的神經心理學家——卓拉森．普利雷克（Drazen Prelec），正在麻省理工學院（MIT）做一項實驗，想研究不同的付款方式對人類大腦的影響。人類對於金錢所展現出來的非理性行為，讓普利雷克深深著迷：我們為何會既買樂透彩，又買保險？
因為我們的開銷方式不是固定的。普利雷克表示，我們一生當中，會累積許多和金錢相關的規矩與概念，而且亂無章法的同時存在於我們腦中。例如我們在超市會買最便宜的品牌，卻堅持搭計程車回家，因為我們不想搭公車；或者用最便宜的化妝品，但每個月一定要去SPA按摩一次。
普利雷克想知道，當我們使用現金時，這種對金錢的非理性會如何表現出來，於是決定把付現的大腦反應，和用信用卡付款的大腦比較一下。
普利雷克邀請500位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，對某場籃球比賽門票（已經售罄）的無聲拍賣，進行密封競標（譯註：出價是保密的）。有一半的學生被要求付現，另一半則刷卡。普利雷克雖然早有直覺，認為信用卡的出價會比較高，但實際上高出來的程度，卻把他給嚇傻了。信用卡的平均出價是現金的2倍，有些甚至高出6倍。現金出價者就是不想把金錢脫手；但刷卡的出價者，就毫無顧忌的刷下去。
普利雷克目瞪口呆的說：「這超狂的，不是嗎？用信用卡花1美元（按：約新臺幣30元，全書匯率以1比30計算）的心理成本，只有50美分（按：約新臺幣15元）！」這是因為信用卡帶來購物的愉悅，卻毫無痛苦，「道德面的負擔變得很模糊，當你在消費時，根本不會想到付款的事，而當你在付款時，也不知道自己付了什麼！」
普利雷克說，這種騙自己「信用卡是白吃的午餐」的心理作用，實在太過強烈，所以幾乎所有簽帳卡都要掛上信用卡的商標。「光是商標本身，就是強大的花錢誘因。消費者光是看到信用卡就會興奮。這就像拿一個漢堡，在飢餓的人面前晃一樣。」
所以信用卡的吸引力顯而易見，但普利雷克還想知道，為什麼我們付現時會遇到這種問題。對於付現的抗拒是自動反應嗎？普利雷克針對付現競標的學生，做了核磁共振掃描，結果他發現一件事，改變金錢的未來發展。普利雷克了解到，當我們付現時，會點亮一條特定的神經管路。普利雷克發現了「退縮時刻」，亦即當大腦指示雙手把錢放開的那瞬間，我們會感受到明顯的神經痛苦。那一刻我們真的感受到損失。
至於實驗中刷卡競標的人，就沒有感受到這股痛苦，只感受到血拚的愉悅。普利雷克的發現有著更深遠的啟示。他總結：「現金不會幫助花費，反而是阻礙花費。只要移除現金，讓付款能即時發生，大腦就沒時間表達痛苦。我們之所以解除花錢的限制，就是因為交易發生得太快，而大腦來不及反應。」
此時，彼得．提爾與馬克斯．列夫琴正努力想破解矽谷那只聖杯：加密付款系統。但普利雷克卻發現了真正的聖杯：讓消費者「無痛血拚」。只要辦到這點，你就稱霸網路了。
教育分2類：一種培養執行長，另一種訓練機器人的部屬
學院裡的教師，開始意識到一個有趣的轉變。學生雖然能夠通過考試，選擇題答得出神入化，但面試的時候，他們是一片死寂。他們太習慣遵守規則，所以不知道怎麼質疑它們。
在這個新世界，機器人小孩長大變成機器人員工，但老派的學校還是會存在。私立學校還是會繼續教希臘文與拉丁文，以及在球場打橄欖球。這些球場是有象徵性的，它們傳達出一種所有權的概念：教育是專屬於我們的。
這些特選菁英學校的學生（未來都是政治人物與執行長，雇用「機器人般的人類」管理倉庫與速食連鎖店），會持續開拓心智，並被教導成要會質疑問題，就像2,000年前，亞里斯多德（Aristotle）所定義的教育。
然而，從米特拉在新德里牆洞放電腦，以及軟性科技在聖地牙哥發現的事，就能看出科技既能創造奇蹟，也會更加奴役人類。小孩只要按一下手機，就能獲得所有的人類歷史與知識，而且他們正在拓展自己的未來道路，不管教育家或科技企業家對他們有什麼計畫。科技進步以及工作革新的速度是無法停止的，而且你非接受不可，所以人類守門員的責任，就是要為這場風暴做準備。
軟性科技的西恩校長告訴我：「你眼前的小孩在一生當中，可能會從事10個、20個或50個工作。天曉得？所以我們不是教他們一堆知識，而是教他們如何持續快速的適應並學會新技能，這是唯一的生存之道。」但對於無法掌控自己命運的人來說，演算法會教他們怎麼做。所以機器人不會取代他們，而是變成他們的上司。
舉送貨司機當例子，假設你一天送貨40∼50次。演算法會決定你接下來該去哪裡，並預測送貨會不會遲到。演算法會質疑你上個路口為什麼左轉，而不是右轉？右轉可以省下2分鐘37秒！在未來，一天出10次這種小差錯，你就和業績目標差了10份貨物，這樣你會損失40英鎊（按：約新臺幣1,600元）的薪水。一週內若有4天如此，你就付不出房貸了。
第一次工業革命–經過初期技術面的大破大立後，創造出數百萬的就業機會。它沒有扼殺工作，而是再造工作。勞工可以成立工會，組織起來要求更高的薪水；雇主別無選擇，只好與工會簽定社會契約，因為主導權在勞工手上，他們的勞動價值很高。
第二次工業革命――機器人革命有個關鍵觀點跟第一次相同，就是它也讓工作轉型，但可能不是很明顯的形式。它不會導致人類失業，而是透過創造數億個低薪的手動（例行性或非例行性）工作，達到充分就業。
與第一次工業革命的不同之處在於，這次勞工毫無價值。公司的薪水可以隨便給，我們要心懷感激的收下。事實上，這就是「人機互換」。機器人變成上司，管理我們工作的後勤；而我們變成機器人，遵照有效率的演算程式來工作。
我們現在就能看到這個趨勢的開端，但無法算出「低收入卻充分就業」的矛盾，因為我們習慣於20世紀前半創造出的典範：工資膨脹與全職工作。我們現在覺得強人所難的事，以後硬著頭皮也得做。看似矛盾的經濟趨勢卻同時發生，將成為機器人時代的常態：工作機會越來越多，但薪水越來越低。工作是不穩定的臨時性質，薪水不足以過活，但它卻是如假包換的「充分就業」。
這是機器人時代最大的諷刺：人類充分就業，薪水卻只剩原本的10％。既要強人所難，又不能造成社會動盪，那另一條公式就必須成真：食物、暖氣等基本物資的價格，必須維持在歷史新低，但它們不但沒下跌，反而還上漲。人機互換，只有在我們能靠薪水過活的時候才可行。當價格上漲，薪水就得要漲，那勞動的價格就會再度提升。
日本、丹麥、瑞典、瑞士甚至還動用負利率，控制通貨膨脹，避免貨幣價值提高。在2017年2月，英國國家統計局（ONS）中的資深統計員大衛．費里曼（David Freeman），解釋這種強人所難的處境是怎麼來的，「現在的失業率是10年來的新低，但薪資成長的幅度，還是受制於以往的水準。」同時，機器人也準備來監督充分就業下的廉價勞工。
經濟學家保羅．梅森（Paul Mason）稱這種矛盾為「洗車經濟學」（the economics of the car wash）。1970年代問世的自動洗車機，是一個冒泡機器人，可以把你的福特Capri跑車洗乾淨；大支毛刷會滾過你的車子，讓它閃閃發亮，沒有髒汙。但2010年之後，卻發生了意想不到的事：自動洗車機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小群人類，拿海綿與布瘋狂擦洗你的車。
自動洗車機已經不像1970年代那樣，華麗的設在車庫中央當展示品，而是設在鳥不生蛋的死角，例如廢棄已久的停車場，以及荒廢的加油站前庭。它們突然現身，卻又隨著時間而消失。替代機器的人類，洗車花費的時間只有機器的一半；他們效率這麼好，是因為害怕丟工作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他們比較便宜。
自動洗車機會故障，還需要有人維修並持續看管它，所以它不符合自己承諾的耀眼未來，反而成了令人頭痛的累贅，使業主入不敷出。因此，自動洗車機催生出適用於所有工作的模範：業主雇用甘願領取低薪，並懂得自我管理的人類來取代機器；只要用失業威脅他們，他們就會更拚命的工作。未來的職場風景應該是這樣：華生坐鎮控制中心，用那顆眨也不眨的藍眼睛，監控我們一小時內能洗多少車。
作者簡介
傑克斯‧帕雷帝（Jacques Peretti）
出生於1967年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畢業，BBC電視臺與《衛報》的調查記者。曾效力於英國各大主流媒體，也曾擔任TED演講者。他主持與製作過的得獎電視節目，包括《讓我們變胖的人》、《超有錢人與我們》與《一兆英磅之島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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