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退休老翁突然接到一封律師通知，他大學時期的女友母親，三十多年前曾短暫有過一面之緣，卻在遺囑中留給他一份意外的遺物，是他自殺過世的高中死黨的日記。高中死黨後來曾一度與他的前女友交往，讓主人翁非常妒恨，也因此兩人斷了聯絡。但這本日記為何會又出現？
深度的迷失
將兩個從未結合過的人結合在一起。有時候這就像第一次嘗試將氫氣球和熱氣球綁在一起：你寧可一敗塗地？或是玉石俱焚？但有時候行得通，會產生出新的東西，世界也會為之改變。然而到了某個時刻，遲早會因為某個原因，而有一人被老天帶走。被帶走的比原有的總和還要多，就數學而言，這也許不可能，但情感上是可能的。
人生初期，世界會將人粗分為有過性經驗與沒有的。稍後，則分成懂愛與不懂的。再稍後——至少，如果幸運的話（或是反過來說，如果不幸的話）——又分成傷慟過與沒有的。這些區隔斷然而明白，那是我們跨越的回歸線。
我們在一起三十年。相識時我三十二歲，她死去時我六十二歲。我生命的心臟，我心臟的生命。雖然她想到變老就深惡痛絕——二十幾歲時，她覺得自己絕活不過四十——我卻快樂地期待我們能繼續生活在一起，期待生活變得較慢、較平靜，期待共同創造的回憶。
我可以想像自己照顧她，甚至可以（雖然實際上並沒有）想像自己像納達爾一樣，為無法言語的她撥開鬢邊髮絲，學習扮演溫柔護士的角色（並接受她可能很討厭這麼依賴人的事實）。相反地，從夏天到秋天，有的只是焦慮、驚慌、擔憂、恐懼。
從診斷到死亡只有三十七天。我試著絕不別轉過頭，始終正面以對，結果產生一種瘋狂的清明。大多數晚上，我離開醫院時，會憤恨地瞪著公車上那些只是下了班要回家的人。他們怎能如此閒散地坐在那裡，一無所知，還露出漠不關心的表情？這世界就要起變化了呀。
我們不善於面對死亡，那件平凡又獨特的事，我們再也無法讓它成為更寬廣的模式的一部分。正如福斯特所說：「一個人的死或許能自證其理，卻無法闡釋另一人的死。」因此傷慟也同樣變得無法想像：不只是它的長度與深度，還有它的層次與質地、它的欺騙與虛幻希望、它的一犯再犯。此外，還有它第一時間的衝擊：你猝不及防地落入冰冷的日耳曼洋，身上只有一件荒唐的軟木救生衣，本該能救你一命的。
而你永遠無法為你浸入的這個新事實做好準備。我知道有個人如此以為，或者是希望自己可以做到。她丈夫因癌症已長期瀕臨死亡，務實的她事先問得了一份閱讀清單，並蒐集了許多描述喪親之痛的文章。時刻一到，還是沒有差別。「時刻」：感覺像好幾個月，仔細一算，竟只有數日之久。
許多年來，我偶爾會想到自己讀過一位女性小說家寫的一篇文章，是關於她年邁丈夫的死。她坦承，傷慟之餘，內心裡有一個小小的誠實聲音喃喃說道：「我自由了。」當我自己的這個時刻到來，我想起這句話，唯恐內心提詞人的呢喃聽起來像是背叛，但是我卻沒聽到這樣的聲音、這樣的語句。一個人的傷慟終究無法闡釋另一人的傷慟。
傷慟如同死亡，既平凡又獨特。因此，做個平凡的對比。當你改換車款，會突然發現馬路上竟有那麼多人開同樣的車，這些車從未讓你如此印象深刻過。當你失去另一半，會突然發現所有的鰥夫寡婦都向你靠近。從前，他們多少是隱形的，而對其他駕駛、其他沒有失去另一半的人而言，他們依然繼續隱形。
傷慟依性格而異。這點似乎也是顯而易見，但在這個時候，沒有一件事在表面上或感覺上是顯而易見。有個朋友死了，留下妻子和兩個孩子。他們有何反應呢？妻子開始重新裝潢房子。兒子躲進父親的書房，直到看完他留下的每一則訊息、每一份文件、每一點蛛絲馬跡之後才出來。女兒則在灑了父親骨灰的湖面上放紙燈。
有另一個朋友在某國外機場的行李輸送帶旁死於非命。當時他妻子去推推車，回來時只見一大群人不知在圍觀什麼。大概是誰的行李箱爆開了吧，結果不是，爆開的是她丈夫，而且已經斷氣。
一、兩年後，我的妻子去世，她寫信給我：「重點是，大自然精準無比，失去的有多寶貴，心就有多痛，所以應該也可以說人在享受痛苦吧，我想。本來不在乎的，現在也不會在乎。」我覺得這番話頗有撫慰作用，便將她的信放在書桌上很長一段時間，雖然我不太相信自己能有享受痛苦的一天。但話說回來，我也才剛開始而已。
我確實已經知道派得上用場的只有老套的字眼：死亡、傷慟、哀傷、傷心、心碎。絕非現代的逃避或就醫方式。傷慟是一種人類狀況，不是醫學狀況，即便有藥可以幫助我們忘卻傷慟（和其他一切），卻沒有藥能治癒。傷逝者不是意志消沉，只是理所當然地、適度地、精確地（「失去的有多寶貴，心就有多痛」）傷心。有一個婉轉的說詞讓我格外厭惡，就是「過去了」。
「聽說你妻子過去了，請節哀。」（就像「水流過去了」、「血流過去了」？）就算你自己常常說「死」這個字，也不一定要強迫別人這麼說。總會有個折中點。在一個平常我們會一起出席的社交場合上，有個熟人上前來，只簡單對我說了一句：「有人不在了。」這種感覺是對的，無論就哪種意義而言。
傷慟無法互相闡釋，卻可能重疊。所以傷逝者之間有種共犯關係，有些事只有你們知道——即使你們知道的是不同的事情。你穿過了一面鏡子，就像在尚．考克多的電影裡面一樣，發現自己置身於一個邏輯與模式都重整過的世界。舉個小小例子：妻子去世前三年，我的一位老友，詩人克里斯多福．里德也失去妻子。他寫了有關妻子的死與其後續影響。
在一首詩中，他描述了生者不願接受死者仍存在的心態：「但我也迎合了眾人的意願，強加了禁忌與規範，言行粗魯無禮地，在餐桌談話間提及亡妻。頓時，同感恐懼與噁心震撼之餘，一陣沉默。」初讀這幾句詩時，我心想：一定是你那些朋友太奇怪了。我還想：你其實並不覺得自己言行粗魯無禮，對吧？後來，輪到自己身上，我才明白。
我很早就下定決心（又或者以我腦子的混沌狀態看來，比較可能是決心自行為我做的主），只要我想要或需要，隨時都會談論我的妻子：提及她將會是任何正常對話中正常的一部分——儘管「正常狀態」早已消失。我迅速發覺到傷慟如何將傷逝者周遭的人加以分類並重新整隊，朋友們如何受到考驗，而有些人過關，有些人失敗。老友情誼可能會因為共同的哀傷而加深，也可能瞬間顯得微不足道。
年輕人比中年人經起得考驗，女性又比男性好。這點本不該太令人吃驚，但確實令人吃驚。畢竟，你會預期年齡、性別與婚姻狀態與你最相近的人，應該最能理解。真是太天真了。我還記得某次與三位年齡相仿的已婚友人上餐廳吃飯時的「餐桌談話」。
他們每個人都和她相識多年——加起來恐怕有八、九十年了——若被問及，每個人都會說愛她。我提到她的名字，沒有人接話。我再提一次，仍然沒有反應。第三次，我也許是故意語帶挑釁，因為覺得他們的態度不是禮貌而是怯懦，不由得氣惱。他們害怕提到她名字，拒絕她三次，這讓我對他們的感覺更差了。
還有生氣的問題。有些人氣的是死去的人，氣他們不該失去生命而拋下自己、背叛自己。還有什麼想法會比這個更不理性？幾乎沒有人是心甘情願地死，就算自殺也一樣。有些傷逝者生上帝的氣，但假如祂不存在，這也是不理性的想法。有些人則是生宇宙的氣，氣它不該讓這種無可避免、無法逆轉的事情發生。
我倒是沒有這種感覺，但是二○○八年整個秋天，我都用一種難以克制的淡漠看報紙、追蹤電視報導。「新聞」似乎和滿車漫不經心的乘客沒有兩樣，只是規模更大、更羞辱人，也助長了他們乘車時的自我與無知。不知為何，我十分在意歐巴馬的當選，至於世界上其他事情幾乎都漠不關心。
聽說整個金融體系就快一敗塗地了，但並未對我造成困擾。就算有錢也不可能救得了她，那麼錢有何用？救它又有何用？聽說全球氣候即將走上不歸路，但就算它走上這條路，走得再遠，我也無所謂。我會從醫院開車回家，到了某一段路，就在快到鐵路橋的地方，腦中會浮現一句話，我也會跟著大聲念出來：「宇宙只是做它該做的事。」
「一切」就只是「如此」而已——何其巨大而驚人的「如此」。這句話毫無撫慰作用，或許這是用來對抗其他替換性的假撫慰的方法。可是如果宇宙只是做它該做的事，它也可以做和它自己有關的事就好，鬼才理它。既然這個世界不能、不願救她，我又何苦費心去救這個世界？
作者介紹
朱利安．拔恩斯(Julian Barnes)
（1946.01.19-） ‧法國藝術與文學勳章 ‧曼布克獎 ‧大衛・柯恩文學終身成就獎 ‧毛姆文學獎 出生於蘭徹斯特，自幼受家族薰陶，奠定深厚文學基礎。畢業自牛津大學現代語文學系後，曾參與《牛津大辭典》編纂工作，擔任《新政治家》、《新評論》編輯，撰寫評論。
一九八〇年首度發表小說《Metroland》即獲毛姆文學獎肯定，此後作品持續受文壇關注，一九八四年以《福婁拜的鸚鵡》進入布克獎決選、獲費伯紀念文學獎，從此躋身當代重量名家之列。該作以福婁拜為藍本，以拔恩斯擅長的三段結構，從不同面向寫文豪的一生。繼《福婁拜的鸚鵡》之後，拔恩斯再以《England, England》、《Arthur & George》共三度進入布克獎決選名單，終於在二○一一年以《回憶的餘燼》榮獲曼布克獎，該作在回憶的反芻中漸次深掘人物對自我生命的理解，其精湛描寫為拔恩斯贏得「無與倫比的心靈魔術師」美譽。他的小說、散文都具極高藝術成就，亦多次改編為舞台劇、電影。
拔恩斯與妻子派特．卡凡納相識於一九七八年，翌年結婚。派特從事文學經紀長達四十年，她不僅親自擔任拔恩斯的文學經紀，也與約翰・厄文、馬丁・艾米斯等當代重要作家共事。派特於二○○八年因腦瘤去世，從確診到過世僅短短三十七天，帶給拔恩斯巨大衝擊。本書即是拔恩斯歷經喪妻之慟後沉潛數年寫下的作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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